《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生做好一件事——教育
学校统一为我们采购了《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本书,后知后觉的我老晚看了这本书。书中谈到传统中国四大阶层“士农工商”中的“工”,朴素的称呼是为“工匠”、“匠人”,也是老百姓口中惯常所说的手艺人。手艺人是靠手艺吃饭的,手艺的精到是他们赖以谋生的根本。
农业社会,手艺人尚可安身立命。在大工业时代,手艺人的生存瞬间变得艰难。机械化、批量化、高速化的制造方式,成为对手艺人无情的冲刷,凭手艺吃饭仿佛等同落伍落拓,不合时宜。因为,太慢了。在一切变快的节奏里,快速发展、快速获利、快速崛起的语境中,慢,就是被淘汰的同义词。
还好,在故宫的高墙里,在几百上千岁的文物身边,有这么一些慢慢的人,他们一辈子就做一件事。一辈子修铜器,一辈子裱画,一辈子摹画,一辈子做木器、漆器,再进而,有的一辈子只做工序当中的某一环。“我去寿康宫打个水”,就像抬腿串个门,喂喂“御猫”的后代,拾拾掉落一地的杏子。一扇扇古旧木门的背后,是一群群身怀绝技的人。八点钟一到,欢声笑语瞬间隐去,“这里像被施了魔法的空间,时间、人声,都冻结起来”,朴素、安静,不只是故宫文保科技部的特点,更是这个世界里的人共有的特质。在一个整体的气场中,人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
学徒前几年,根本接触不到文物,干的都是“磨性子、静下心、练手感”的打磨擦洗拆装磨刀刮纸之类的无聊的活计,八点上班,师傅七点半就到了,下班的时候,师傅不洗手,徒弟也不敢洗。师承传统,代代相传,就是一个慢字。最大的基本功就是耐心,再急的性格也要磨出来。修一件东西全凭机缘。有的人一辈子能赶上一件,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见得修得上。几十年做什么,就是踏踏心心练手艺。一干就是几十年,一辈子。“干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才能找出感觉来”。 心不静不能做。一师一徒朝夕相处,因为做裱画工作的高度紧张,胃病都成了裱画室的世代相传。
十八世纪的写字人钟,就是这么修出来的。青铜器马踏飞燕也是这么修出来的。碎成几十瓣的青铜卣也是这么修出来的。《清明上河图》修复一干就是两年,杨文斌师傅以同样的姿态站在工作台前,如履薄冰。从1962年到1980年,跨越十八年,冯忠莲技艺与生命的巅峰都用来临摹一幅画《清明上河图》,令人钦敬。
对文物的敬畏心,对手艺的热爱,许许多多匠人一辈子就这么交付给了故宫的万千器物。敬畏与谦恭之中,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如何用一生来做教师?那是要用生命去思考教育。许多教育家之所以能成为专家,绝不是因为他们拥有高超的技巧,而是因为他们的深刻思想,境界高远,才会逐步锤炼出高超的教学艺术。我想得立下“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的志向,才能做到“心中有两把尺子”,一把尺子量别人的长处,另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才能潜心教研,教出自己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