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鲁迅和我

横山桥中心小学  周晓霞

孔子和鲁迅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思想家，隔着遥遥几千年，鲁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孔子，此后两者则往往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同时却也有同举两人精神思想的声音，历史就是如此宽大地包容着矛盾的存在。我相信“存在即合理”，虽然因着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纽带两人决然对立，但是他们都从理性出发，坚定不移地关注民主性的人道主义的实现和个体人格的追求，这一致的初衷是相当合理和值得推崇的，也使他们确实有能被一代代的人审视学习的价值。本文以孔子和鲁迅提倡的“人道主义观”为切入点，谈谈我眼中的两位圣人。

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早期奴隶制向更发达的奴隶制过渡的时期，那个年代早已礼崩乐坏，战乱频仍，可以想象当时是一个如何动荡的年代，而无辜的大众百姓在这样的背景下流离失所、朝不保夕，面对家国散乱的情状，孔子无法不忆起往日的和平安宁，现实的苦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竭力提倡周礼，更把“礼”发展成“仁”，试图恢复保持氏族制度下的有序和谐，消除暴力和纷争。所以无论是提倡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自然分出高低尊卑的等级秩序为内容的“礼”，还是将外在的礼仪制度内化为人之常情的心理特征，还是在亲亲基础上提高到泛社会的博爱、团结、互助、协调：“仁者，爱人”“伤人乎，不问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是又把这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性义务和责任归为个体人格的主动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当仁，不让于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仁义道德”的主张确实是从平衡、协调并满足社会大家族成员的共同利益出发并以之为落脚点的，他致力建立的是一个温情脉脉、协调有序、和乐融融的统治秩序，正如他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的社会理想真的美好如世外桃源，每个成员都能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同等性满足，确是极大地迎合了大众且易于被接受。然而他恢复“周礼”，否定社会变革、历史前进的必然进程，还一味地沉浸在“今不如昔”的惋惜之中，希望回复到氏族制度平均主义下的相安无事，虽然这样的反剥削、暴力和压迫求和谐、安定和宽厚存有相当的合理性和人民性，但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均衡却是以整体的永不变更和停滞为代价，压抑着个体的精英意识，而这绝对的原始人道主义注定被前进的历史车轮辗过落在后方。

建立在孔子儒家学说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沿袭几千年终于也使具有极大普遍性的国人染上了安于现状、甘于平庸、麻木不仁、封闭自守、因循守旧的“奴隶”性格，这正是鲁迅最无法忍受的传统弊病，所以他尖锐地提出“国民性”问题，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孔子。然而“爱之深，责之切”，鲁迅始终没有抛弃广大的人民群众，他同情他们，为他们控诉施行压迫剥削的上层统治者。正如他说的：“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