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羞辱”

前段时间，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曹禺“感谢羞辱”的故事。

故事这样写道：上世纪80年代初，年逾古稀的曹禺邀请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来京指导新剧本，并邀他到自己家中做客。午饭前，曹禺突然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装帧精美的小册子，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给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其他人听。这是一封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喜欢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已经失去了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统统不见了……”

阿瑟·米勒觉得很迷茫：信中明显充满了“羞辱”，曹禺为什么念着信的神情依然激动，还把它恭恭敬敬地裱起来?

阿瑟·米勒的迷茫很容易理解，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正是曹禺的清醒和真诚。尽管他已经功成名就，但他并没有如常人般过分护着自己。曹禺把“羞辱”当成自己的悔悟。这封信对于他而言，已经是鞭策自己的警告，他不禁要当众“感谢羞辱”。

其实，“羞辱”是人生的一门课。心胸狭窄者把它当成沉重的包袱，欲罢不能；豁达者把它看作是“激励”的代名词，从中提炼出自身的短处和缺陷，用它来激励和完善自我，时时对它心存感激之情。在我们平日的生活中，并不总是阳光一片，数不清的羞辱在源源不断地出现，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实。

我们应该向那些“感谢羞辱”的勇敢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当他们用人性的坚韧超越那些仅停留于羞辱表面的伤害和脆弱时，我们看到他们正向另一种能够打动人的高尚境界进发。我们要将“感谢羞辱”当成自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