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正月，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载了署名“英士李提摩太译，华士蔡尔康属文”的《大同学》一文。这篇大同学即大同之学，在这一时期中国渴求维新变法，展望未来，似乎莫不言大同。《礼记·礼运》篇说，“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即人类公理。

《大同学》是马克思主义初次与在探索复兴中国之路中挣扎的知识分子见面，马克思预言在先，当代社会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资本联手，组成辛迪加等垄断同盟，一方面则有社会、工会和劳工联盟，显现出劳资分化、阶级分化的趋势。大同思想反对剥削和压迫，追求自由平等权利及理想社会目标模式是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初便有似曾相识之感。大同思想架起了早期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桥梁，联结了早期知识分子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纽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有力政治思想武器。

通过在社会实践中的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报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说和经济论，而且还强调指出了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李大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的。正因为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不懈的研究和宣传，才使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

就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让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放弃了原本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想法，而准备“往俄”。他把《共产党宣言》放在案头，还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1949年进北平前，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1921年的新年伊始，长沙雪落纷纷。文化书社一间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正讨论着一个宏大的话题——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立场鲜明的发言意味着一名28岁的青年，终于告别了歧路彷徨，选定了自己的信仰。经历过望尽天涯路的迷惘，感受过衣带渐宽的憔悴，才能知道灯火阑珊处的心之所向是多么珍贵。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21年7月23日,马克思主义真正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后来使得中国改头换面、焕然一新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出师北伐胜利即将来临时，共产党人惨遭国民党右派屠杀，共产主义事业第一次受到挫折。夏明翰就义前说：“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不仅仅是领袖，更是每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都在狠狠地坚守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倒在反动派枪口下的仁人志士成为满天繁星照耀守护着世世代代，他们为“后浪”们用鲜血染红了旗帜，让每一代青年人牢记历史，勿忘使命。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最终失败。为此，中共紧急召开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领袖书籍诠释了从中国共产党出生，到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先锋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艰难历程，形成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将来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理论支撑和保障。一代代的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中国国情与之完美契合。

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走在同一条建设路上，拥护同一个共产目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